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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权一生为官清廉，政绩卓越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评价曰：“伏羌王权，学问人品当代罕有，而吏治尤为陕甘第一”。王权有着二十多年的从政生涯，50岁以后先后担任陕西延长、兴平、富平知县，因勤政爱民，革除弊政，造福一方而受到老百姓的爱戴。他到延长县时，正值战乱之后，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。全县人口不到4000人，满目疮痍，白骨蔽野，极度贫穷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。为了医治战争创伤，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，王权通过各种办法筹集救灾物资，救济民众。其措施主要有设粥厂十余处，招抚流亡在外的老百姓回乡。向没有过冬衣服的难民发放棉衣。春耕季节，千方百计为逃难返乡的民众筹集种子，发放耕牛，鼓励垦荒，发展生产。战争之后，人烟稀少，但狼群为害百姓，为此，他组织了全县百姓开展灭狼。经过王权三年的治理，在王权离任时，延长恢复了生机，到处可以看到禾麻遍野，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在他三年离任的时候，老百姓带着自酿的高粱酒含泪相送：“耆黎拭泪叹轻装，黍籹村醪列两行”。1874秋，他接任兴平县知县，这时在陕西的战乱虽然平息，但他看到的兴平仍然是村落萧条，道路半荒，一片破败景象。兴平地处交通要道，常有过往官员，有时还不止一拨。路经这里的官兵也很频繁，这些过往官员和官兵，都要县衙负责接待，供给费用，而一个高官随从的兵役、轿夫、家属、舆马仆从，往往数百人乃至数千人，每次过境，如同遭受兵燹之灾。接待成为县署的繁重任务，也是老百姓的沉重负担，要钱要粮苦不堪言。沉重的差役供给使兴平百姓本来就难以承受，而奸吏猾胥借机敲诈勒索，差役成为他们创收的途径。这些胥吏豪强的诈索往往更甚于正式的差役。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王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差役制度：一是由县衙购置50匹健壮的马匹，选择城郊本分老实，以务农为生而又缺少役畜的农户喂养，每年每匹马按照三十缗钱付给报酬，这些农户平时没有差役自己耕地使役，有了差役则轮流支差，付给草料费。这样既解决了一些贫苦农民无役畜的问题，也斩断了借拉马支差敲诈民财的问题，减轻了老百姓负担。这一措施实施后，向老百姓收取的支差费用大幅度下降。二是取消各里局向县厨的“月供”，大幅度裁减“兵吏过境酒食费”。在向老百姓的收费拉差中，担任经纪人角色的胥吏们，也拿一部分孝敬县衙，作为县厨的“月供”，并将差役费“兵吏过境酒食费”上交县衙，以供接待过往官吏和士兵。王权取消县厨“月供”，对“兵吏过境酒食费”则严格核算，规定接待标准，实行定人定额管理的办法。为了使他的这些改革措施得到落实，王权裁减原有办事人员，从中挑选忠诚老实勤快的人员，作为县厨膳夫和催科总役局办事人员。经过他的改革，仅“月供”和“兵吏过境酒食费”每个差役就减少了一百二十缗钱。驿站退换老马，过去也向老百姓征收“规费”，王权一并罢除。催科总役局人员口粮钱，由于人员众多，也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，王权通过裁减人员，大大减轻了支出。这些措施的实行，减轻了老百姓负担，赢得了兴平百姓的爱戴。1877年，王权辞职还乡，得到批准，可是兴平百姓听到消息，聚集了大量人员前往抚院请求王权留任，王权听取百姓心声，又回到兴平，再次担任知县。1881年，陕西大旱，王权据实上报粮食产量，但省府为了隐瞒灾情，要求修改产量，其他各县都按照要求虚报了粮食产量，但王权拒绝修改，因此被罢免官职。兴平百姓知道后又聚集数百人前往省府请愿，为了避免激发民变，王权被官复原职，但调到富平任知县。王权在富平仅担任了一年知县，就三次提出辞职，尽管有上级的劝说和当地士民的再三请求，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。他离任后，兴平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廉洁的县官，为他修建了生祠。王权不仅有丰富的吏治实践，同时有自己的一套吏治思想。概括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：一是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。王权认为做地方官面对着“尽心于上”与“尽心于下”的两难选择，许多地方官员只知道“尽心于上”，“上官曰行，民虽病之弗罢也；上官曰罢，民虽利之，弗行也。探伺捷于机先，揣测及于幽隐，而闾阎之病苦，政令之乖违，勿恤也。”这样的官员可以得到上级的信任，容易升迁，但决不是一个老百姓爱戴的好官。王权也不屑去做。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员首先要“尽心于下”，真诚地为老百姓着想：“苟利于民，上官曰勿为，弗敢己也；苟不利于民，上官曰为，弗敢徇也。民安则心怡，民病则心凄，而上官之喜怒，己身之利钝，勿恤也。”二是良好的行政心态和正确的管理方法。是否只要“尽心于下”就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呢？王权认为还远远不够。如果“尽心于下”产生自负心理、好名心理、急功近利心理、哗众取宠心理，就会走入歧途。他认为“尽心于下”可能产生三种“恃”（依靠心理），而这种“恃”是有流弊的。“操非廉不立，而廉不可恃，恃廉则啬，啬之流也刻；职非勤不举，而勤不可恃，恃勤则躁，躁之流也蹇；事非明不判，而明不可恃，恃明则察，察之流也苛。”这里王权提出了一个很高的官员要求，就是既要做到“廉”、“勤”、“明”，又要警惕单纯依靠“廉”“勤”“明”而产生的流弊。做到这些是否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官员呢？王权认为还要杜绝三种“歧途”：“一曰诡异以动物，一曰纷更一凯功，一曰姑息以媚众。”所谓“诡异动物”，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急功近利，为求得显赫的政绩和名声，不惜做出各种警世骇俗的举动，“自好名者为之，乃有骇俗之奇迹，逾量之殊恩，出众之谲智，的然揭己以与民市，赫声骤播于外，真意早漓于中，则诡异之过也。”所谓“纷更凯功”，就是好大喜功，轻率地推行不成熟的政策，扰民邀功，劳民伤财。“利弊难逆睹也，兴革难轻试也，挟喜事之成心，凿空造端，张皇旦夕，令未行而民先扰，效位睹而弊已丛，则纷更之过也。”所谓“姑息媚众”，就是哗众取宠，不去严格按照法令办事。“刑威者起痼之药石，法令者制奔之辔策，以轻刑为惠，将使奸民贺而良民戚，此姑息之过也。”“尽心于下”，踏踏实实为民众办实事，做一个好官员，要求做到廉、勤、明的同时杜绝这三种歧途，而杜绝歧途的要领在做到“简政”“严政”“诚心”“平心”“虚心”。“杜歧途，修实事，可以骤行之而不窒，久行之而不蔽者，其简乎！可以济简者，其严乎！累民之事万端，而皆由烦生，一简则众累祛也焉。奸猾之害万变，而皆由宽生，一严则百窦塞矣焉。然简非疏之谓也，严非忍之谓也，所以行之者诚而已。既诚矣，则简与严其无失矣。犹不敢满也，平其心以防意气之偏，虚其心以省愆尤之伏，一日在此官，一日存此心，勿闲之而已矣。”三是发展教育事业，注重道德教化作用。王权在从政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担任过徽县新兴书院、宁远正兴书院的山长，文县教谕，因此，他每到一地，都千方百计发展教育。在延长，他恢复了荒废已久的县学，鼓励老百姓子弟读书，向民间散发书籍。在兴平，他拿出自己的俸禄让贫穷子弟学习应考。在发展教育的同时，他还十分注重道德对民众的教化，在他担任延长和兴平知县期间，为了教化百姓，亲自采集民间有功有德人员事迹，上报请功，并编写《兴平士女续志》一书。四是以历史上的循吏为榜样，时刻激励自己。“循吏”之名最早见于《史记》的《循吏列传》，那些重农宣教、清正廉洁、所居民富、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被称为“循吏”、“良吏”。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（1）民生；（2）教育；（3）理讼。三者中又以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最为重要，教育、理讼，是为前者服务的。